« 一個來到法國的年輕女子Une jeune fille est arrivee », 2006
26 分鐘，錄像作品，協同創作：Anthelme Lee先生
製作單位：Maison du Geste et de l’Image.
今年巴黎的冬天特別長，四月到了，望眼過去穿大衣的人還是很多，也讓人感到一股冷漠的感覺。在家悶了一陣子，巴黎的天空終於出現溫暖的太陽。這時看到剛好放在桌上的新聞稿，是大巴黎市當代藝術典藏中心（FRAC – Le Plateau）的展覽。心裏湧起一絲自責，當初收到時還告訴自己不可錯過，結果因為瑣碎的雜事就錯過了開幕。展出的是台灣藝術家李秀純的兩件裝置作品，分別叫做「一個來到法國的年輕女子」和「我們真的住在這裡」。淺而易懂的標題是平常少見的，尤其是在強調知性的法國藝壇，這種表達方式常會被視為過於白話的感覺。
當我到達展場時，剛好看見一位女子正在幫一個華人（李大哥）作翻譯，我那時還不認識李秀純所以也沒多注意，我馬上將焦點轉向展場中的一件投影作品。畫面上呈現的是地鐵隧道的錄像，快速前進的影像在畫面上形成抽象的圖案，讓人感到一股不見天日，暈眩式的視覺意象。而當地鐵到站後會出現一段短短的動畫，畫的是一個女孩遊走在街頭的片段。動畫在每次地鐵到站後就出現，畫中人都是同一個女孩，帶著迷惘的雙眼，她有時走在公園中，有時走在大街上，漫無目地似的迷失在廣大的世界中。而伴隨影片的是投影機旁的擴音機所傳出的錄音，一個女子娓娓道出她如何離開大陸，懷抱美國夢來到異鄉的過程。隨之透過朋友介紹，我才發現那個作翻譯的人就是李秀純。
因為出國甚早，李秀純對於台灣還帶著解嚴前的早期印象。在她就讀世新廣電科三年級的時候，發現學業並不能帶給她更大的滿足，她毅然決然地休學，並師從當時的系主任，後曾任電影資料館館長的井迎瑞拍攝紀錄片。這段特殊的經驗培養出她對社會問題還有影像的敏感度。「我延續至今的創作主題可追溯到過去還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。在一次轟動一時的紡織工廠資工抗爭事件中，我到了新竹拍攝紀錄片。當時罷工活動還不合法，在警民交鋒僵持不下的現場中瀰漫著一股緊張的氣氛。而就在這個時候，我進到被工人佔據的工廠，看到許多女工（其中有很多原住民）為了舒緩現場的情緒開始哼著流行歌曲，隨著音樂跳起舞來自得其樂，那幕景象深深地感動著我。」這或許就是李秀純關注社會議題的開始。
於1991年來到法國，年僅21歲的李秀純先進了法國社科院研讀視覺人類學，在得到碩士之後，她申請了法國當代藝術工作室Le Fresnoy，並脫穎而出獲得錄取。那兩年的課程不但讓她學到更專業的影片拍攝技術，並同時完成一部短片《Ma vie est mon video – clip prefere》，還擔任客座講師蔡明亮的翻譯。直到今天，李秀純還繼續在社科院撰寫博士論文。然而就是這段重要的學術養成經驗，讓她接觸到法國社會中鮮為人知，在陰影下生活的非法中國移民。「我是在一次受國際工作組織IOT委託，拍攝關於非法移民紀錄片的機會認識了「李大哥」。非法移民的李大哥到今天還沒有「身份」，所以不能合法工作，他只能靠在垃圾翻撿，或是在街頭擺攤的方式過活，雖然是過一天算一天，他卻還是樂觀接受，不向命運屈服。所以我這次也決定邀請李大哥參加展出，來看展的觀眾除了可以在展場中看到他從街上撿來的寶貝，還可以聽他說故事，聽他是如何經歷萬難，來到法國的旅程。」
李秀純的影片曾在2004年提名參加龐畢度中心寫實電影藝術節Cinema du Reel，但是她的作品被拒絕了。雖然如此，藝術節的策劃人卻親自打電話給她，表示她個人非常欣賞她的片子，但還是沒辦法接受她的作品，因為「難以歸類」。的確，透過紀錄片混雜虛構影像的表現形式，李秀純除了堅持要在作品中保有科學研究的嚴謹態度，用鏡頭來記錄現實之外，她的作品還帶著沈重的政治與道德批判意識，主題涉及到移民、非法勞工、身份認同、理想追尋等議題，頓時讓人感到不知所措，就像一般社會寫實影片在我們心中留下的衝擊，感覺上也與「藝術為藝術」的創作本質有著一定的距離，而這或許就是李秀純的作品常常不為大眾所了解的原因。「難以歸類」，然而，非法移民的身份又何嘗不是如此。來到陌生的國度，他們既非當地人，卻也遠離家園成為無根的遊子。雖然藝術創作不具有社會性功能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李秀純的作品卻也凸顯出藝術家自己心中的矛盾與衝突，在陌生的國度中堅持創作的執著、自省與掙扎。
在日常生活中，李秀純每週兩天繼續去社會救濟中心擔任社福顧問，提供對亞洲文化背景不了解的法國社福人員一些專業上的建議，甚至擔任社福人員與非法移民間溝通的橋樑。相較之下，藝術創作對李秀純來說反而沒有那麼重要。「但是基本上兩者是相輔相成的。透過社會人類學，我看到了人心的矛盾以及社會的現實面，而透過藝術創作，它則幫助我脫離空泛的理論，並帶著關懷的眼光來觀察生活百態。移民問題到處都有，但是因為社會環境不同，各國處理的模式也有所不同。我每天都沉浸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有甚麼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。但是透過攝影機，我發現如果我可以透過藝術的形式，讓大家願意來正視原本不想看或假裝沒看到的冰山一角，那就足夠了。」
